2016年-PIIE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_Policy_Liberalization_and_FDI_Growth_1982_to_2006_58页_526kb
报告摘要
总结:政策自由化与FDI增长(1982至2006年)
核心内容
本研究探讨了政策自由化对美国对外及对内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的影响。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的FDI存量经历了显著增长,远超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政策自由化的作用,区分其对FDI增长的贡献与技术进步、市场力量等因素的影响。
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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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增长的显著性
- 1982年至2006年间,美国的名义GDP增长了四倍,而双边贸易增长了六倍以上,但FDI存量增长更为显著,对外FDI增长了11倍,对内FDI增长了14倍。
- 这种增长不能完全用经济扩张来解释,表明政策自由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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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自由化的定义与影响
- 政策自由化包括取消FDI限制、放松资本管制、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减少公司税等。
- 研究指出,政策自由化对FDI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和行业存在差异,且其效果可能受到地区和行业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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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自由化对FDI的影响证据
- 税收政策:De Mooij和Ederveen(2005)的元分析显示,公司税降低与FDI流入呈负弹性关系,即税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FDI流入增加约3.72%。
- 资本管制:Asiedu和Lien(2004)发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和汇率稳定对FDI流入有正向影响,但效果因地区而异。
- 贸易自由化:Ferrantino和Hall(2001)研究发现,双边关税的取消有助于FDI增长,但某些行业因失去出口平台而受到影响。
- 双边投资条约(BITs)与避免双重征税条约(DTTs):Sachs和Sauvant(2009)指出,BITs和DTTs的增加与全球FDI增长同步,但其对FDI的促进作用尚无共识。
- 投资促进机构(IPAs):Harding和Javorik(2007)、Charlton和Davis(2007)发现,IPAs与FDI流入呈强正相关,但其影响可能是转移而非总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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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析
- 积极影响的行业:包括电信、金融(保险和银行)、电力、交通等,这些行业在过去25年中政策自由化明显,促进了FDI增长。
- 消极影响的行业:如石油行业,政策收紧导致FDI流出减少。
关键信息
- 政策自由化的量化影响:根据De Mooij和Ederveen的半弹性估计,美国公司税的降低可能解释了FDI增长的约5%。
- 未解释的FDI增长:在剔除GDP增长后,美国对外FDI增长的三分之二和对内FDI增长的四分之三仍未被解释,可能归因于政策自由化、市场力量和技术创新。
- 行业分类方法:通过Stephen Golub(2003)的FDI限制指数,研究识别出哪些行业因政策自由化而受益,哪些因政策收紧而受损。
- 政策自由化的地区差异:在某些地区(如东亚)政策自由化对FDI增长的影响较大,而在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影响较小。
研究方法
- 数据来源:使用行业和目的地层面的美国对外及对内FDI存量数据。
- 方法论:采用“全有或全无”的估算方法,将政策自由化对特定行业的FDI增长全部归因于该因素,忽略其他可能影响。
- 假设与限制:研究假设政策自由化对FDI的影响是直接的,并可能低估其实际作用,因为未考虑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的影响。
结论
政策自由化在推动美国FDI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电信、金融、电力和交通等行业。然而,其影响程度因行业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且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更准确地量化其贡献。随着全球保护主义情绪上升,政策自由化的减少可能对FDI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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