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研报客](https://pc.yanbaoke.cn)** # 工业和信息化研究 赛迪研究院 主办 2026年1月15日 第 1 期 总第80期 # 本期主题 □ “十五五”时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怎么看？怎么办？ # 赛迪智库 # 面向政府·服务决策 # 奋力建设国家高端智库 # 思想型智库 国家级平台 全科型团队创新型机制 国际化品牌 《赛迪专报》《赛迪要报》《赛迪深度研究》《美国产业动态》《赛迪前瞻》 《赛迪译丛》《国际智库热点追踪周报》《工信舆情周报》《国际智库报告》 《新型工业化研究》《工业经济研究》《产业政策与法规研究》《工业和信息化研究》 《先进制造业研究》《科技与标准研究》《工信知识产权研究》《全球双碳动态分析》 《中小企业研究》《安全产业研究》《材料工业研究》《消费品工业研究》《电子信息研究》 《集成电路研究》《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网络安全研究》《未来产业研究》 # 『所长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当前我国制造业比重出现“双降”，具体表现为国内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6年峰值 $32\%$ 降至2024年 $24.9\%$ ，占全球制造业比重从2021年 $30.5\%$ 降至2024年 $28.8\%$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制造业比重在工业化进程中呈“先上升后下降”特征，我国的变化趋势符合这一规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并未因此弱化。 本文基于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库兹涅茨法则等经典经济学理论，选取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巴西、阿根廷等6个典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制造业比重随工业化进程演变的规律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比重变化虽符合“先上升后下降”的一般规律，但综合实力仍在提升，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没有弱化。面向“十五五”时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需从目标引领、动能转换、优化布局、要素保障、扩大需求、行业治理等方面综合施策，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投入机制。本期内容的不足之处，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赛迪研究院规划研究所所长 何颖 2026年1月15日 # 目录 # CONTENTS # 本期主题： “十五五”时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怎么看？怎么办？ # 一、制造业比重的经济理论分析 （一）配第一克拉克定律· 1 （二）库兹涅茨法则 2 （三）钱纳里一赛尔奎因国际标准产业结构 （四）霍夫曼定理 # 二、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比重变化对比分析· 4 （一）美国· 4 （二）法国· 5 （三）德国· 6 （四）日本· （五）巴西· 8 （六）阿根廷· 9 # 三、我国制造业比重变化分析 11 （一）国内制造业比重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2024年已降至 $24.9\%$ … 11 （二）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逐渐回落，但仍保持领先……12 # 四、影响制造业比重的因素分析及形势预测 ………………………………………… 14 （一）供给因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投入……15 （二）需求因素：主要指消费需求 17 （三）国际因素：主要指出口贸易和外国投资 18 （四）其他因素：主要指产业政策、制度环境和资源要素……19 # 五、“十五五”时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思路 22 # 本期主题： # “十五五”时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怎么看？怎么办？ # 一、制造业比重的经济理论分析 制造业比重变化，本质上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体现。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众多经济学家通过理论研究揭示了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理，并且总结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代表性理论有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一赛尔奎因国际标准产业结构、霍夫曼定理等。 # （一）配第一克拉克定律 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的结论。他认为劳动力之所以在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流动是因为部门之间相对收入上的差异，并据此认定，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的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从事农 业的就业人员相较于从事工业的就业人员会逐渐下降，而从事工业的就业人员相较于从事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又处在相对下降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在计算了20个国家三大产业的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之后发现，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第一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资源的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占就业比重相对越小；与之相反，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第一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占就业比重相对越小，而第二、三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这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被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国民产出和劳动力就业比重在三大产业之间交替上升。一开始无论是产出比重还是就业比重，第一产业 均处在绝对重要的位置，然后逐步向第二产业转移，并逐渐发展为第二产业产出和就业比重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出现向第三产业逐步转移的倾向，直至最后第三产业的产出与就业比重占据主导地位。 # （二）库兹涅茨法则 在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收集和整理了欧美主要国家的长期统计数据，从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分布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将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并得出结论：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将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上保持上升，但工业部门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则基本不变或略有上升；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与服务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基本上保持上升趋势，这被称为“库兹涅茨法则”。库兹涅茨认为， 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业部门转移是人类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必然趋势，并指出，穷国与富国之所以在经济上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因此，穷国若想变成富国，不发达国家若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加速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步伐。 # （三）钱纳里一赛尔奎因国际标准产业结构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等人吸收了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利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资料进行统计归纳分析，构造出了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并由此发展模型得出一个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标准产业结构”。分析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会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对应着产业结构的标准数值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国民经济总产出中工业所占份额和其就业比重会逐步上升，而农业份额及其就业比重会逐渐下降，按照不变价计 算的服务业份额及其就业比重则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钱纳里等人还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过程并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值结构的转换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换基本上是同步的。而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换一般要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调整，究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中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因此，其创造产值的能力要大大高于其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同时，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倾向于非均衡发展，即压低农产品价格而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从而导致工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偏高。国际标准产业结构模型为分析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是否“正常”提供了参照标准，同时也为其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 （四）霍夫曼定理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Hoffman)对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结构的演进规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根据近20个国家的1880年至1929年的 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研究了制造业中的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以轻重工业划分）之间的净产值比例关系（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的变化，即所谓的霍夫曼系数，并以此作为划分工业化阶段的依据，从而将工业结构特征与工业化过程的阶段划分对应起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工业无论起始于何时，一般都具有相同的趋势，即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霍夫曼系数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理”。具体来说，在工业化早期，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加工程度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渐深入，加工程度高的重化工业和机械加工业获得优先发展，其产值比重不断增加，即霍夫曼系数越小，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相对越高。霍夫曼定理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分析工具，在判断一国工业化进程所处阶段的研究中被广泛运用。 综合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为主导到工业为主导，再到服务业为主导，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体现在制造业中，表现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 二、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比重变化对比分析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按人口超过3000万、制造业比重已经历“上升一达峰一下降”演变过程且当前已相对稳定的条件，从发达国家中选取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从发展中国家中选取巴西、阿根廷共6个代表性国家，采用世界银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 （一）美国 美国制造业比重于1953年达到 $28.3\%$ （同期人均GDP约为9921国际元）峰值，此后进入下降通道，2016年以来基本保持在 $10 - 11\%$ 之 间，2023年为 $10.2\%$ 。1953—2023年间，制造业比重每十年分别下降3.1、3.3、3.3、2.7、2.6、1.6和1.5个百分点。美国制造业比重呈现“峰值低、降速缓、稳定后区间低”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开始重视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1994年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出口战略》中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在该战略指导下，低端制造环节逐步转移至海外，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壮大，截至2023年底，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已超过GDP的一半，挤占制造业份额。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快于服务业，导致其产品价格相对下降。综合两方面因素，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图1美国制造业比重与人均GDP变化趋势 # （二）法国 法国制造业比重于1961年达到峰值 $22.5\%$ （同期人均GDP约为1.0万国际元），2018年以来基本保持在 $9 - 10\%$ 之间，2023年为 $9.7\%$ 。1961—2023年间，制造业比重每十年分别下降2.2、2.4、2.2、1.8、3.6和0.6个百分点（2011—2023年取12年数据）。法国制造业比重也呈现“峰值低、降速缓、稳定后区间低”的特点。20世纪70 年代，法国推行“后工业社会模式”，将服务业摆在核心位置，强调以高附加值服务业为核心，大力发展旅游、零售、餐饮、航空、金融等产业。同时，兴起“私有化运动”，旨在激活金融市场，鼓励私人投资，导致有实力的国有制造企业市场地位大幅削弱，无法持续长久地关注、投入、解决事关国家命脉的产业问题，使法国难以与新兴经济体在制造端进行竞争。 图2 法国制造业比重与人均GDP变化趋势 # （三）德国 德国制造业比重于1970年达到峰值 $39.9\%$ （同期人均GDP约为1.5万国际元），1994年以来基本保持在 $18 - 21\%$ 之间，2023年为 $18.4\%$ 。1970—2023年间，制造业比重每十年分别下降7.9、7.0、4.7、0.9和1.0个百分点（2010—2023年取13年数据）。德国制造业比重呈现“峰值高、前期降速急、后期降速缓、稳定后区间高”的特点。两次石油危机（1973—1974年、1979—1980年）引发全球通胀与需求萎缩，促使德国逐步淘汰石油化工等高能耗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 重工业向中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领域）转型。1982年科尔政府推行“有远见的塑形”政策，重点扶持电子、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并巩固机械、汽车、电气等传统优势产业。20世纪90年代起，德国把握全球化机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高品质的汽车、机械和运输设备成为核心出口产品。尽管此时制造业比重仍持续下降，但凭借强劲的产品竞争力，德国制造业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稳定后的制造业比重区间也保持在 $20\%$ 左右的较高水平。 图3德国制造业比重与人均GDP变化趋势 # （四）日本 日本制造业比重于1971年达到峰值 $40\%$ （同期人均GDP约为9269国际元），2009年以来基本保持在 $19 - 21\%$ 之间，2023年为 $20.6\%$ 。1971—2023年间，制造业比重每十年分别下降7.4、8.1、3.4、1.6和-1.1个百分点（2011—2023年取12年数据）。日本制造业比重也呈现“峰值高、前期降速急、后期降速缓、稳定后区间高”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日本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内需市场出现不足，环境公害问题频发，倒逼日本调整产业结构。80年代，随着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出口放缓，日本顺应经济 全球化趋势，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国门、投资海外，形成“离岸生产+本土研发”的模式，加剧制造业比重下滑。在此过程中，日本企业逐渐退出中低端制造领域，比如淡出大众消费市场的索尼、NEC等上市的制造业跨国巨头，通过采取“控制上游材料零件、精耕中游设备工艺、剥离下游消费终端”的转型策略，着力提升制造业前向参与度，上市公司利润持续上升且一直占据全球比重的 $10\%$ 以上。截至2023年，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海外净资产达到471万亿日元，连续33年位居全球之首，约占同年GDP比重 $80\%$ ，实现“海外再造一个日本”的目标，有效带动了国内制造业发 展，使制造业比重能够保持在较高区间内。 图4日本制造业比重与人均GDP变化趋势 # （五）巴西 巴西制造业比重于1979年达到峰值 $46.1\%$ （同期人均GDP约为7540国际元），2013年以来基本保持在 $10 - 13\%$ 之间，2023年为 $13.3\%$ 。1979—2023年间，制造业比重每十年分别下降16.8、17.0、-0.8、-0.2个百分点（2009—2023年取14年数据）。巴西制造业比重呈现“峰值高、降速急、波动大、稳定后区间低”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受石油危机、国际商业银行 放贷收缩等影响，巴西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制造业比重断崖式下滑；90年代，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政策，使尚未真正成熟、稳固的工业体系受到冲击，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快速萎缩。巴西产业结构趋于单一，以资源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结构未能有效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业品多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导致制造业比重停留在较低区间。 图5巴西制造业比重与人均GDP变化趋势 # （六）阿根廷 阿根廷制造业比重于1961年达到峰值 $41.2\%$ （同期人均GDP约为6752国际元），2018年以来基本保持在 $14 - 16\%$ 之间，2023年为 $16.3\%$ 。1961—2023年间，制造业比重每十年分别下降5.4、7.0、4.4、8.3、0.2和-0.4个百分点（2011—2023年取12年数据）。阿根廷制造业比重也呈现“峰值高、降速急、波动大、稳定后区间低”的特点。 1976—1983年军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出现债务危机，此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倡导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制造业发展受到抑制。同时，阿根廷产业结构单一，制造业多集中在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上，低端制造业的繁荣没有带来制造业价格增长，相反引发本国非制造业价格的增长，带来过早去工业化问题。 图6 阿根廷制造业比重与人均GDP变化趋势 综合来看，这些国家制造业比重变化趋势基本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sup>3</sup>，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具体表现为：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制造业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大约在工业化后期到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比重达到一定峰值，随后呈下降趋势，且多数国家比重逐渐趋向稳定、经济结构趋向均衡。但各国制造业比重变化也有所差别。一是达峰时间有差别。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早，一般是渐进式发展，较为完整地经历了工业化各个阶段，制造业比重达峰时间 普遍为工业化后期。发展中国家处于后发追赶位置，工业化呈现压缩式发展的特点，工业化进程更短，制造业比重于工业化中期就达到峰值。二是相对稳定时的比重有差别。德国、日本把发展制造业作为长期国家战略，坚持发展本土制造能力，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重视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制造业比重稳定在 $20\%$ 左右或以上的较高水平。美国、法国则在工业化后期更加注重发展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对制造环节的市场化向外转移未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制造业比 重降至 $10\%$ 左右的较低水平。巴西、阿根廷较多依赖资源优势发展初级产品加工和出口，未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业比重降至较低水平。 # 三、我国制造业比重变化分析 我们认为，近期我国制造业呈现的国内比重“绝对下降”与全球占比“相对下降”的“双降”现象，需要进行穿透式、系统性的分析，不能简单等同于制造业规模的萎缩或竞争力的衰退。国内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基本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背后动因复杂，主要受发展阶段跃升、内需结构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以及统计口径等综合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的下降，则是在高位基础上，受短期非实体因素与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民币汇率波动、部分发达国家力推制造业回流，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加速发展与分流。因此，必须透过数据表象看到本质：这两种“下降”并未改变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和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引领地位，恰恰相反， 其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与发展质量正是在此过程中持续增强。 （一）国内制造业比重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2024年已降至 $24.9\%$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我国开始对制造业进行专门统计，2006年我国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 $32.0\%$ ，2006—2024年间，制造业比重每十年下降3.6、2.6个百分点（2016—2024年取8年数据），2022—2024年比重分别为 $26.0\%$ 、 $25.0\%$ 、 $24.9\%$ 。同时，从达峰时间看，我国制造业比重于工业化中期达峰（人均GDP约为6911国际元），早于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人均GDP约为1万国际元），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类似（工业化中期，人均GDP约为7000国际元）。从下降速度看，我国制造业比重达峰后的下降速度（前两个十年约为3—3.5个百分点）远低于巴西、阿根廷（前两个十年约为9—17个百分点），低于德国、日本（前两个十年约为7—8个百分点），稍快于美国、法国（前两个十年约为2—3个百分点）。 图7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虽然国内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没有弱化。一是制造业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2023年我国人均GDP约为24569国际元，以此为基准做横向比较，在人均GDP处于23500—25500国际元这一阶段时，我国制造业比重（24.9%）显著高于德国（19.9%）、日本（14.3%）、美国（15.3%）、法国（16.0%）等主要发达国家，也高于处于同阶段时的阿根廷（17.9%）等发展中国家。二是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持续增强。“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8.6%，比“十三五”时期（17.2%） 提高1.4个百分点。三是供给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个人计算机、手机、空调等产品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汽车产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产品档次不断向中高端跃升，品牌竞争力不断增强，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能力持续提升。 # （二）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逐渐回落，但仍保持领先 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在2010年达到 $18.2\%$ ，首次超过美国并跃居世界首位；在2021年达到 $30.5\%$ ，首次超过美德日韩四国之和。2023—2024年，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有 所回落，2024年为 $27.7\%$ ，但仍显著高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波动背后，除汇率的“计价效应”外，还受到两方面结构性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部分发达国家力推“制造业回流”与“再工业化”，通过大规模产业补贴和贸易壁垒等手段，试图重塑全球产业链，对我国高端制造形成竞争挑战；二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凭借成本优势和政策激励，正加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对我国部分制造环节形成了一定的“分流压力”。 虽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有所回落，但我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没有弱化。一是产业 竞争力不断增强。根据中国工程院测算，2023年我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重点行业领域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不断缩小，整体呈现跟跑加快、并跑增多、领跑涌现的良好发展态势。二是制造业商品出口规模占全球比重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为 $19.34\%$ ，较“十三五”时期（ $17.89\%$ ）提升1.45个百分点，远高于美国（ $6.67\%$ ）、德国（ $8.5\%$ ）、日本（ $3.73\%$ ），且我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从2006年的 $74.1\%$ 提高到2020年的 $80\%$ （OECD数据，仅更新至2020年），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不断提升。 图8我国与主要经济体同发展阶段制造业比重对比 图9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 四、影响制造业比重的因素分析及形势预测 制造业比重下滑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产业结构演变的普遍现象。产业经济学提出，产业结构演 变是许多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说，一切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产业结构，推进或制约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其中主要包括供 给因素、需求因素、国际因素和其他因素。 （一）供给因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投入 从劳动力供给看，充足的从业人员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高素质从业人员有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十五五”时期，受少子老龄化影响，从业人员规模预计持续收缩，需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高技能人才占比，以抵消劳动力减少的负面影响，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一方面，制造业劳动力数量缩减趋势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3.5\%$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3，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2023年，我国劳动力人口7.72亿人，比2016年峰值减少2875万人；同期制造业从业人员1.23亿人，占全部劳动力人口比重 $15.9\%$ ，较2016年下降4.4个百分点。“十五五”时期，受劳动力供给收缩及就业偏好向服务业转移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从业人员预计减少 $5 - 8\%$ 。另一方面，劳动力 质量提升但高技能人才供给缺口仍然存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 $30\%$ ，低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左右，技能型人才缺口高达2000万左右。“十五五”时期，随着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和技能培训政策落地，高技能人才占比有望提升至 $35\%$ 以上，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人才供给将显著扩大，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从资本供给看，资本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张能力；若资本供给不足或结构失衡，将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导致增加值增长乏力。“十五五”时期，“两重”“两新”政策将加力接续实施，制造业金融支持力度将持续增强，但贷款余额、股权融资、银行债券占比或延续下降趋势，反映出制造业在资本市场的“虹吸力”相对不足，亟待扩大投向制造业的资本总量及结构。一方面，信贷支持力度加大但 占比下滑。2012—2022年，我国制造业贷款余额从10.9万亿元增加至20.4万亿元，但因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低于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对资金吸引力不足，对公贷款占比从 $23.1\%$ 降至 $14.7\%$ ，并呈现进一步下降趋势。“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大制造业金融支持力度，制造业贷款余额预计保持6— $10\%$ 的增长，但受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低、企业增资扩产意愿不强等因素影响，制造业贷款占比或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制造业直接融资占比偏低且呈收缩态势。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完成新一轮募集的基金共计3981只，数量同比下降幅度达到 $43.0\%$ ；募资规模为1.4万亿元，同比下降 $20.8\%$ ，降幅较上年（ $15.5\%$ ）进一步扩大。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企业债券融资规模1.9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 $5.9\%$ ），较2020年峰值4.4万亿元明显下降。反映出制造业直接融资的难度加大。“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优化金融供给结构，积极拓宽制造业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探索知识产权保险、研发 费用损失险、工业领域REITs等创新金融工具，并且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重要作用，以切实增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保障能力。 从技术供给看，技术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既能通过生产效率提升直接增加制造业增加值，也能通过产品迭代创造新需求扩大市场空间；反之则可能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加剧低端产能过剩风险。“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技术供给能力将持续提升，但研发投入强度仍相对较低；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加速分离，需通过强化制造业研发投入、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等方式，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与制造业比重稳定的关系。一方面，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增长较快。2023年，我国规上工业企业、规上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分别为 $1.54\%$ 、 $1.71\%$ ，高于《中国制造2025》中 $1.68\%$ 的设定目标，但低于全社会的 $2.65\%$ ，也低于典型发达国家的 $2.5-4.0\%$ ；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为 $6.8\%$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15-$ 25%。特别是从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企业研发费用的比例来看，美国是6.84%，而我国仅为0.51%。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促使研发设计、运维服务等生产性环节从制造主体中分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上升。比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初期划分的四个环节全部属于制造业范畴，包括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但随着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设计和测试环节被划拨为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因此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制造业比重必然下降。“十五五”时期，部分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将继续增加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对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但同时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等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将催生新兴制造领域，部分抵消服务业扩张对制造业比重的稀释效应。 # （二）需求因素：主要指消费需求 从消费需求看，消费既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更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十五五”时期，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消费总量持续下降，同时居民收入水平较低 导致消费需求未被充分释放，消费结构将持续由实物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会进一步拉低制造业比重，需要激发消费需求潜力，支撑制造业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以及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在23岁时达到最高消费水平，24—85岁时，每增长一岁，平均消费支出下降 $1.8\%$ 。目前我国已处于少子老龄化阶段，消费需求明显减弱。此外，我国居民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2024年仅为 $53.4\%$ ，低于德国（ $62\%$ ）等高消费国家，导致居民消费意愿未能有效释放，居民消费率长期维持在 $40\%$ 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56\%$ ）。2018—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 左右，增速大幅低于2008—2018年的均值增速 $14.1\%$ 。“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需求有望释放巨大潜力。另一方面，随着人均GDP提升，居民消费呈现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规律。2013—2024年，我国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从 $39.7\%$ 增至 $46.1\%$ 。同时，老龄 化推动医疗照护、养老金融、养老教育培训等银发经济发展，2013—2024年，我国医疗保健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 $10.8\%$ ，显著高于生活用品（ $6.7\%$ ）、衣着（ $4.0\%$ ）等实物消费支出。“十五五”时期，服务性消费将持续增长，将持续推高服务业比重。 # （三）国际因素：主要指出口贸易和外国投资 从出口贸易看，出口是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的主要渠道，能够直接拉动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和产能利用，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反之，出口萎缩则会导致外部订单减少、生产规模收缩，进而拉低制造业增加值。“十五五”时期，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出口总量预计仍将呈现下滑趋势，需要多元化拓展出口贸易渠道；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将有效支撑制造业结构优化。自2016年以来出口占GDP比重保持在 $18 - 20\%$ 的较高水平。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已对我国出口总量造成实质性冲击。据 测算，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按照美国对我实行44—68%的关税水平，我国出口预计短期内将出现短期抢运，透支后期需求的状态，同时结合对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长潜力，预计在未来我国出口将出现800亿—1200亿美元（约5700亿—8700亿元）的缺口，或拖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2个百分点左右。“十五五”时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仍有进一步抬头的风险。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继续升级关税壁垒，并拉拢其盟友对我国形成贸易围堵之势，我国出口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外部市场需求可能显著萎缩，拖累制造业比重保持稳定。但也要看到，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品出口比重的提升，有助于优化制造业内部结构，提升其整体质量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支撑制造业比重的稳定和提升。2010年，我国70%的出口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玩具）；2024年，我国90%的出口转向装备类和电子类高附加值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降至10%。这一转变使我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从2010年的 $65\%$ 升至2024年的 $82\%$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加速我国出口结构的调整，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可能面临份额萎缩的压力，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提升将有效承托起制造业比重。 从外国投资看，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直接影响产业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产业扩张。“十五五”时期，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将继续下滑，服务业使用外资金额将维持在制造业两倍以上，拖累制造业比重，需要持续放宽外资准入，优化外商投资促进政策，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外国投资企业占比不到我国企业总数的 $3\%$ ，却创造了我国 $40\%$ 的对外贸易、 $17\%$ 的税收收入，对增加值贡献巨大。但受跨国投资者对经济不确定性和国际局势紧张担忧影响，发达经济体纷纷实施更为严苛的投资审查制度，叠加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经济体实施多样化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吸引外资，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退坡，2024年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62亿美元，比2022年峰值下降 $38.6\%$ 。“十五五”时期，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跨国直接投资持续低迷的形势下，虽然我国在外商投资便利、外商投资准入等方面制定利好政策，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将进一步下降。此外，随着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和服务业市场准入放宽，大量外资流向金融、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呈现出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加速转移的趋势。2017年以来，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持续保持在制造业的2倍以上，202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占 $26.8\%$ 和 $70.7\%$ 。“十五五”时期，在各国逆全球化推进制造业回流的背景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差或将进一步拉大。 # （四）其他因素：主要指产业政策、制度环境和资源要素 从产业政策看，产业政策是政府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结构和布局的重要工具，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激励技 术创新、弥补市场失灵，从而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和附加值水平，推动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反之，若产业政策制定失当或执行不力，则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市场竞争失衡等负面影响，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从而降低制造业比重。当前，我国产业政策的结构性导向十分清晰，重点聚焦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如推动数智化、绿色化），以及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如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攻克“卡脖子”技术环节）。这些合理的结构性政策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内部构成整体向高附加值转变，进而支撑制造业比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保持产业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强化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从制度环境看，制度环境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配置资源、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性框架，良好 的制度环境能够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制造业增加值提升；反之，制度缺位、政策波动和市场分割等问题将增加企业经营负担，抑制投资和创新活力，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制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创新监管方式、优化政务服务等举措，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已由2018年第78位跃升至2023年第31位，特别是在企业开办、获得信贷等指标上取得显著进步。“十五五”时期，随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大改革的深入推进，制度性壁垒将逐步消除，市场运行效率持续提升，制度条件将更加有利。 从资源要素看，资源要素配置对制造业发展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能源、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价格水平及政策约束，直接影响制造业的成本结构和 国际竞争力。比如，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环保标准提升、碳排放权交易等政策工具的应用，短期内可能增加传统行业成本压力，不利于制造业比重保持稳定；但长期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体系重构，为制造业增加值增长提供新动能。当前，我国正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强化政策引导，推动制造业向高效、绿色、低碳方向转型。比如，在能源方面，我国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升，同时加强石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保障制造业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在原材料方面，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降低对进口资源的依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土地资源方面，各地积极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等灵活供地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通过政策引导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完善能源、矿产、土地等关键资源的供应保障体系，推动战略性资源储备和循环利用，为制造业比重的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此外，我国对制造业相关数据的统计口径和计算方式也会影响制造业比重变动。一是统计口径调整导致制造业比重有所降低。第五次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将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核算方法由成本法调整为租金法（主要影响服务业增加值），并对2019年以来的年度GDP数据进行重新核算。核算后，2019年以来的年度GDP数据均有所提高，而制造业增加值均被调减，“一增一减”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如2023年GDP、制造业增加值重新核算后分别调增 $2.7\%$ 、调减 $1.9\%$ ，制造业比重从初步核算时的 $26.2\%$ 降至重新核算后的 $25\%$ 。二是现价计算方式拉低比重数据。按照统计口径，制造业比重是按现价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受价格影响明显。随着制造业生产效率快速提高，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如2024年我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下降 $2.2\%$ ，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 $0.2\%$ ）形成剪刀差，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2024年，按不变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速为 $6.0\%$ ，高于GDP增速 （5.0%）；但按现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速为3.6%，低于GDP增速（4.2%），制造业比重下降至24.9%。 # 五、“十五五”时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思路 # 强化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导向。 一是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落实《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制造强国建设下一步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战略领域、重大工程和重大政策举措。二是推动将保持制造业比重纳入国家及地方“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作为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研究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的路径及政策举措，促进资本、知识、技术、人才、土地、管理、数据等要素向制造业集聚。三是完善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强化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推进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科技、贸易、环保等政策协同，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提升政策整体效能。 # 大力培育制造业发展新动能。 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开展推进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箱，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加快先进标准供给，促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二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实施培育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系统推进技术创新、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积极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培育壮大一批新兴产业。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支持孵化与加速政策体系，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瞄准氢能、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等领域，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培育重点产品、拓展场景应用，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 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一是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构建现代先进计量体系和高标准质 量体系。二是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落后低效产能退出，加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兼并重组，稳妥有序化解阶段性产能过剩，严防“内卷式”竞争。三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产业科技供给，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高水平产业科技创新和服务平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四是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统筹推进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技术攻关、成果应用。五是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加快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产业链控制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全方位扩内需稳外需。一是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实施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助力扩大消费行动，把握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 康消费、“银发”经济等服务消费方向，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终端、视听电子、智慧健康养老等新产品，以高质量供给拓展消费新空间。二是拓展制造业投资空间。加强“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谋划实施，科学谋划一批有助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显著优化生产力布局、形成带动示范效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立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用好中央财政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政府投资工具。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简化投资审批流程，支持和鼓励民间投资发展。三是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通过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合作、争取与欧日韩等合作，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鼓励企业完善国际营销网络，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加强海外仓布局建设，发挥境外合作区作用，拓宽工业品出口渠道。 优化生产力布局。一是优化重点产业布局。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聚焦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动力源和增长极 作用，引导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差异化发展，培育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二是引导国内产业梯次布局。研究完善促进产业转移政策，创新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支持引导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促进产业有序发展和良性竞争。三是适当控制产 业外迁节奏。加强对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限制引导，防止形成产业集群式、生态链式的大规模外迁，避免核心配套能力和效率优势流失，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培育赢得时间和空间。 （作者：吴泽、董琦、李杨） 联系人电话：13371624613 # 思想, 还是思想, 才使我们与众不同研究, 还是研究, 才使我们见微知著 新型工业化研究所（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 政策法规研究所（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 规划研究所 产业政策研究所（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 科技与标准研究所 知识产权研究所 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和信息化经济运行研究中心） 中小企业研究所 节能与环保研究所（工业和信息化碳达峰碳中和研究中心） 安全产业研究所 材料工业研究所 消费品工业研究所 军民融合研究所 电子信息研究所 集成电路研究所 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网络安全研究所 无线电管理研究所（未来产业研究中心） 世界工业研究所（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8号楼1201 邮政编码：100846 联系人：王乐 联系电话：010-68200552 13701083941 传真：010-68209616 电子邮件：wangle@ccidgroup.com # 赛迪研究院 《工业和信息化研究》编辑部 编辑部：赛迪研究院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8号楼12层 邮政编码：100846 联系人：王乐 联系电话：010-68200552 13701083941 传真：0086-10-68209616 网 址：www.ccidthinktank.com 电子邮件：wangle@ccidgrou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