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埃塞俄比亚国营企业与中国私营企业的国企关系动态（英）-2021.7_30页_453kb

总结：埃塞俄比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国家-企业关系动态研究——以东部工业区为例

核心内容

本文以埃塞俄比亚的中国资助东部工业区（EIP）为案例，探讨了中国私营企业在埃塞俄比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动态。研究指出，尽管中埃双方在制造业投资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双方关系并非简单的“双赢”，而是复杂、情境依赖、多样且流动的。

主要观点

• 国家-企业关系的复杂性：中资企业在埃塞俄比亚与政府的关系不总是友好，不能简单地用“双赢”来概括。
• 中国机构的作用有限：由中资政府机构主导的机构性谈判机制作用有限，主要服务于特定类型企业的利益。
• 私营企业的本地化策略：尽管中国建立了官方谈判渠道，中资企业仍倾向于本地化谈判机制，自行创造谈判空间。
• 国家与私人资本的差异：中国私营资本在埃塞俄比亚的运作方式不同于中国国家资本，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本地适应性。
• 制度性谈判机制的演变：EIP内部形成了多种谈判机制，包括中国驻埃商会（CCCE）、东部工业区投资者协会（EIZIA）和EIP管理委员会（EIPMC），这些机制在不同阶段对解决与埃塞俄比亚政府（GoE）的摩擦发挥了关键作用。
• 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高度依赖少数关键官员（如PMO、EIC和IPDC），而其他部委则被边缘化。

关键信息

东部工业区概况

• 埃塞俄比亚首个工业区，成立于2008年。
• 由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和运营。
• 作为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海外经济贸易合作区（OETCZ），具有示范意义。
• 截至2018年9月，园区内有86家企业，其中78家为中国私营企业，创造了14,794个本地就业岗位。

谈判机制

• 中国驻埃商会（CCCE）：正式合法的中资企业组织，成立于2008年，主要在税收、安全等问题上进行游说，但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力有限。
• 东部工业区管理委员会（EIPMC）：非正式的内部管理机构，负责信息共享、解决园区问题和与政府沟通，每月召开会议，但缺乏正式合法性。
• 东部工业区投资者协会（EIZIA）：2017年成立，作为正式合法的组织，代表投资者与政府对话，推动政策制定，具有明确的协议和框架。
• 埃塞俄比亚政府机构：尤其是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EIC）在推动和管理外国投资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主要问题与冲突

1. 土地冲突

• 土地分配是埃塞俄比亚政治中的敏感议题，反映了其“民族联邦制”和宪法中的漏洞。
• EIP在2007年初期缺乏相关法律支持，无法进行土地转租。
• 2008年，EIP与奥罗莫州政府达成土地协议，但土地价格在两年内飙升，导致地方政府与社区之间产生摩擦。
• 第二阶段土地补偿费用提高至77.84 ETB/m²/年，但直到2017年才支付完毕，且土地仍未正式转移，影响了后续投资。

2. 服务提供问题

• EIP在服务提供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土地合同和许可的处理。
• 园区曾因注册名称为“工业区”而非“工业公园”而被地方政府拒绝提供服务。
• 2017年之前，EIP无法享受联邦政府的工业区政策待遇，直到2017年才改变这一状况。

3. 环境治理问题

• 本文未详细展开环境治理问题，但指出这是园区与政府之间摩擦的另一重要领域。
• 需要通过制度性机制和隐性网络来协调和解决。

政策启示

• 埃塞俄比亚政策制定者缺乏对中资OFDI多样性的深入理解，影响了政策设计与执行。
• 本文强调应避免将“中国在非洲”的讨论泛化，需关注具体情境和关系动态。
• 建议政府应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机制，以促进中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合作，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转移。

研究方法

• 田野调查时间：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共11个月）。
• 调查地点：主要在埃塞俄比亚，另有三周时间在中国进行后续访谈。
• 数据来源：包括工厂参观、半结构化访谈、管理层调查、企业家和中国侨民的生平访谈、参与观察等。
• 问卷调查：对14家EIP企业进行调查，其中8家为轻工业，6家为建材业。
• 另外，为国际贸促中心（ITC）调查了15家中国制造业企业。

结构概览

1. 引言：介绍研究背景、目的及方法。
2. 第二部分：分析EIP内的三种中资企业制度性谈判机制。
3. 第三部分：探讨EIP与地方政府在土地冲突、服务提供和环境治理方面的互动及问题。
4. 结论：总结研究发现，提出政策建议。

重要结论

• 中资企业在埃塞俄比亚的运作方式与国家资本不同，更依赖本地关系和灵活机制。
• 制度性谈判机制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反映了双方关系的动态性。
• 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受到政治体制、法律框架和地方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
• 需要更细致的政策分析和本地化理解，以促进中资与埃塞俄比亚的互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