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01-美联储-美国海外投资组合超额回报的新证据（英）_29页_370kb

研究背景与方法
本文利用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IC）的保密级证券级数据（2005-2022年），采用自下而上方法重新估计美国对外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与传统基于高度聚合数据或市场指数的顶部法方法相比，这种新方法更精确，涵盖资产类别、地理区域、发行者类型和收益构成等因素。

研究发现

1. 均值回归与危机影响
   全样本均值为0.5%的年超额回报，但排除疫情期（2020-2022年）后上升至1.7%。危机时期（如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美国超额回报显著为负（-3.1%），而在非危机期（3.3%），体现了美国外部资产负债的全球保险功能。

2. 结构效应与资产类型差异
   权益资产占比畸高（总组合中75%为权益）是正超额回报的主因；债券则更平衡。权重大规模效应（Composition Effect）贡献1.9%，但资产回报差异（Return Effect）对1.7年后走弱，因美国权益负债回报高于权益资产。

3. 地区与发行者映射
   数据可将发行者从“惯例居住地”重新映射至“母国国籍”。尽管该映射仅使超额回报下降0.3%，却揭示亚洲公司发行的股票被高估持股，实际美国投资者对亚洲持股集中度更高。

4. “超星企业”集中度
   股权集中于少数科技和制药巨头（如美国的“Magnificent 7”及欧洲“GRANOLAS+台湾台积电”）。尽管持股分散降低了波动性，但流行科技涨势显著拉高回报率，尤其疫情期间。

结论
研究改进了超额回报估测方法，反映了总回报调整和全球危机影响下的保险属性。尽管当前估值较低可能影响“过高特权”的延续性，但长期正回报格局未变，而“超星企业”效应仍具市场关键性。本文强调微观结构数据在国际资本流动研究中的必要性。